2010年11月26日

印度模式直追中國模式

2010年 11月 26日 00:00    香港商報記者顧安安

    印度模式直追中國模式

    如果時光倒流回10年以前,沒有多少人會認為印度會成為充滿生機和前景的國家,但如今變革賦予的活力,推動印度經濟每年以8%以上的速度增長,表現僅次於中國。從1947年獨立至今,這個國家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變革?印度這頭「奔騰之象」,與高速奔跑的「中國龍」,以怎樣不同的方式取得了同樣耀眼的經濟奇跡?事實上,服務業優先、消費驅動以及發達的私營經濟,構成了印度經濟均衡發展的內核,這亦成為中國下一個30年希望遵循的發展路徑。這個世紀是印度的還是中國的?只有留待時間來驗證了。

    印度奇蹟晨光初現

    2010年10月第一期《經濟學人》雜誌,以《印度的增長將怎樣超越中國》作為封面故事。這本在中國經濟學界頗受青睞的雜誌鄭重闡述了印度超越中國的可能,卻並未在中國引起一絲漣漪。在很多中國人的思維中,印度還停留在《大篷車》的水平,對於「印度能否趕超中國」的命題,沉醉在「中國奇跡」讚美聲浪中的中國媒體、學界和政界幾乎全無興趣。不過,西方媒體卻並未低估這個在中國光環下茁壯成長的國度。2009年底,《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將過去十年稱為「印度的十年」,稱「印度由一個初級產品供應商變成全球經濟的重要玩家」,並認為這可能為一個「印度世紀」鋪好了道路。美國《時代》週刊和《紐約時報》最近在比較了兩國發展模式後,得出了「孟買共識」優於「北京共識」的結論,認為曾讓全世界矚目的中國奇跡可能會在印度身上重演。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長期以來一直強調著印度的潜力。他表示,多年來,印度擁有比中國「更好的微觀狀况」,如今印度正穩步克服「宏觀缺陷」,未來幾年印度可能會成為「亞洲最大的奇跡」。事實上,印度本國也毫不吝嗇對自己半個世紀以來成就的讚美。《金融時報》說,「歷屆入主新德里跑馬場路7號的主人都不時宣稱,這將是『印度的世紀』。」早在1947年印度獨立之前,後來成為印度首任總理的尼赫魯就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寫下了他對國家的憧憬--「印度以它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成為一個大國,要麼銷聲匿跡。」2002年,時任印度副總理阿德瓦尼兩度發出「21世紀屬於印度」的豪言壯語,總統卡拉姆也表示「印度總理要與八國首腦平起平坐」;2004年3月,總理瓦杰帕伊發表過著名的主題演講--構築「印度世紀」;印度《經濟時報》在2005年開年刊文稱:印度世紀晨光初現。

    經濟學人:印增長速度將超中國

    在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經濟一直只有2%至3%的年增長率,根本無法跟上人口無節制增長的步伐。今年4月,《紐約時報》發文指出,那個貧窮落后的時代早已結束。近10年來,印度的經濟增速一直維持在7%-8%。印度中央統計局數據顯示,印度去年GDP增長為7.2%,總值1.33萬億美元。印度財長預測今年的GDP增速將達8.5%。今年2月,印度財政部公布的一份報告說:「在今後4年之內,印度有可能進入兩位數的增長領域,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國家。」在西方眼中,印度經濟的光芒也隨時有蓋過中國的可能。美國高盛公司在其發表的研究報告《邁向2050》中預測,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將在2010年超過中國,在2040年成為繼美國和中國之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這與世界銀行在《2009世界發展報告》中的預測不謀而合。英國權威經濟情報機構《經濟學人資訊社》(EIU)亦指出,未來5年印度經濟增長率平均將達8%,並將在2018年趕超中國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印度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的確有理由自豪。在金融危機中,印度基本沒有推出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措施,也是最早宣布「退出」計劃,並率先加息來防止通貨膨脹的國家。儘管還有很多經濟學家對印度崛起還不那麼有信心,但無可否認的是,隨著經濟振興以及中產階級人口不斷壯大,印度作為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已在世界舞台粉墨登場。

    「孟買共識」正贏得喝彩

    相對於中國學者的「中國模式」論,印度的經濟政治模式顯得不那麼清晰。奧巴馬的經濟政策助理薩默斯在最近一次演講中把「印度模式」稱為「孟買共識」。他提出,「孟買共識」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有效和可持續,相比「北京共識」,「可能會最終取得勝利」。《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阿卡什.卡普爾日前撰文指出,隨著印度的經濟成就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越來越多的印度公司開始在世界各地展開併購,印度模式的輪廓正逐漸變得清晰起來。印度經濟學家普拉桑塔.羅伊.喬杜里更聲稱,儘管中國現在走在印度前面,但印度的經濟模式卻優於中國。他表示,印度能否超過中國要取決於經濟發展的持續性、耐久性和品質。無論是「孟買共識」還是「印度模式」,本報綜合各種說法,大致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經濟增長方式以優先發展高科技為先導的服務業;二是以內需為主要拉動的消費型社會;三是自下而上的、市場主導的經濟運作。

    基建落後貧民眾多

    儘管從GDP增速和很多指標看,印度經濟發展並不遜色於中國,但印度卻很容易被低估。該國糟糕的基礎設施和大量流落街頭的貧民,以及時常發生的恐怖威脅,令外界對印度的印象大打折扣。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張軍教授告訴記者,與中國很多大城市相比,新德里和孟買的基礎設施還停留在20年前的中國的水平。事實上,這個國家急需公共品、道路和排污設施、基礎教育和初級醫療服務。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印度8個地區貧窮人口估計有4.21億人,超過了非洲最貧窮26個地區的窮人總數。印度還有一半兒童營養不良,全國60萬個村莊中,有四分之一不通公路。《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印度能否在未來幾十年改變窮人的生活水平,將會決定它能否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以及中國的競爭對手。黃亞生對此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印度取得的很多成績主要是在看不見的制度領域,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的不足則是在能看得到的硬件基礎領域。與黃亞生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張軍,他指出,中國的經濟實力更多地物化在了建築物、廠房上面,而印度的經濟實力則由它的潜力決定的,是軟的,因而是不大看得見的。也許因為這個原因,印度時常被忽略。張軍指出,「我們無需認為印度模式才是『標準模式』,但印度經濟的起飛,讓我們多了一隻認識中國自己的眼睛。」

    優勢1 優先發展服務業

    數十年來,印度經濟發展的路線與亞洲其他國家有顯著的不同。北京學者秋風曾對中印兩國的經濟結構進行比較,他的結論是,「印度模式比中國模式更有吸引力」。秋風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指出,一般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是按照農業-工業-服務業的次序展開的,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但印度似乎是工業革命模式的一個例外,比較發達的產業是服務業,特別是面向全球的外包業務。」秋風說,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也想效仿中國搞經濟特區,引進外資搞加工貿易,但遇到了土地和勞工法兩大難題,而基礎設施更是嚴重不足。於是,印度人著力發展軟件和軟件服務業外包。如今,軟件產業成了印度增長最快、最引人注目的「旗艦產業」。讓印度人引以為豪的還有高速發展的金融業。曾實地考察過新德里和孟買的復旦大學張軍教授告訴記者,孟買的證券交易所世界聞名,現在印度有23家交易所,上市企業超過6000家。印度的資本市場早於中國實現了自由化,股票市場上有將近一半資金是國外機構投資的。據張軍了解,印度的國有商業銀行和私人商業銀行共存,但銀行部門的呆帳率低於10%,「這反映了印度金融部門良好的運行制度和監管水平。」他指出,從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就開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而經濟自由化的重點則放在了金融自由化方面。「這與中國的改革策略正好相反。在中國,金融沒有自由化,使得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部門的關系得以持續地發展,限制了中國的私人企業的成長空間。」張軍說。

    優勢2 消費驅動促良性增長

    秋風向記者表示,產業結構決定了GDP的結構特徵,在印度,消費是GDP的主體,這無疑是一種比較均衡和良性的經濟增長方式,值得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中國學習。據印度報紙報道,2009-2010財政年度,印度私人消費開支占社會總開支的57.6%(上一年度為59.5%),而印度出口對GDP的貢獻只有15%左右。正是由於這種依賴國內市場而非出口,依賴消費而非投資,依賴服務業而非工業,依賴高技術而非低技能制造業的經濟結構,給了印度內生增長力量,在經濟危機面前顯得應對從容。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說,印度消費驅動的增長方式可能要優於中國的資源動員模式,因為比起其他發展戰略來說,這種消費驅動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民眾。對此,秋風表示,同樣是經過2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凸顯,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卻遠低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基尼系數來衡量,2009年印度是0.36,美國為0.41,而中國是0.47。按國際標準衡量,印度基尼系數處於收入分配相對合理區間,而中國的收入分配則顯著失衡。

    優勢3 自下而上的運作

    自下而上的、市場主導的經濟運作,這是西方輿論很感興趣的,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運作。沃頓知識在線的馬歇爾.邁耶認為,印度經濟依賴於私營部門,與中國模式形成鮮明反差。「中國政府一直控制著國內規模最大的100家企業,從而直接握有近50%的GDP。在中國10大公司榜單上,8家是國有企業。而在印度,10大公司中近半數屬於私人所有。」作家兼商人古爾恰蘭.達斯則認為,「中國的增長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印度的增長則是企業驅動的。由此導致的一個重要經濟後果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長表現奇好,卻沒有產生偉大的企業。」這也是印度不斷產生世界級私營公司的主要原因。目前,印度私有企業的產值已占到GDP的75%,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一些西方學者把印度經濟的成就歸結為其民主政體打下的良好制度基礎。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黃亞生是極少數推崇印度模式的中國學者。印度的批評者經常以印度效率低下為由,聲稱民主體制不利於經濟增長。對此,黃亞生認為,這並非民主的失敗,而是治理的失敗。達斯先生認為,給予創業活動更大空間是民主的固有本質,「印度企業擁有比中國企業更大的創新空間」。印度TATA汽車公司是發展中國家民族品牌崛起的成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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