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克希爾股東大會期間，股神巴菲特接受了CNBC記者貝基·奎克的專訪，以下為專訪的第一部分。
貝基·奎克(Becky Quick)：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沃倫·巴菲特，他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兼CEO。巴菲特先生，感謝您參加我們的早間節目。
巴菲特： 很榮幸。
貝基： 你聽說了最近關於高盛集團被控欺詐的討論嗎？
巴菲特： 是的，我聽說了。
貝基： 關於高盛的新聞是這個週末的頭條之一，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正考慮提起訴訟。很多人擔心，高盛是否做到了既遵循法律的字面意思，又恪守法律的精神。你怎麼看待這一事件？
巴菲特： 從我了解到的所有關於Abacus交易的信息，Abacus交易正是SEC指控涉及的交易，我不認為該交易中存在任何問題。我們是債券保險商，ACA是債券保險商，MBIA、FGIC、Ambac（美國三大債券保險商）最初都是為市政債券提供保險，後來市政債券保險利潤率降低，它們開始向其他方向發展，為其他結構性交易提供保險等等。
ACA可能有幾十個人分析債券。許多報告甚至都沒解釋清楚他們負責債券保險，但那是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工作就是分析債券，如果要提供保險的話，就設定合適的保險費率。如果他們不知道合適的保險費率是多少，他們就不應該提供保險。幾乎所有的債券保險商在那個階段都捲入了麻煩，因為他們拓展到了新的領域，而他們在這些領域並不擅長。
貝基： 但是SEC的指控主要側重於證券欺詐，SEC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說高盛沒有披露，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對沖基金管理人）是空方，正在做空這些債券，而他幫助高盛架構了這一交易。
巴菲特： 貝基，當時人們向我們推銷了很多交易。但是，比如伯克希爾曾面臨一筆市政債券交易。一家華爾街公司帶著80億美元的市政債券找到我們，他們說：“我們希望你擔保這些債券。”而我們說：“我們要收1.6億美元保險費而且你會看到，加利福尼亞的債券要幾億美元保險費，德克薩斯的則要10億。這家公司，正好是兩年前的雷曼兄弟，而我們將為這些債券提供十年期的保險。這就有4種可能：雷曼持有這些債券而且正在對沖它們；雷曼認為這種市政債券價格過高並且正在做空；雷曼的某個客戶正在對沖這種債券；或者客戶正在做空。
但是我們不介意。我們的工作就是決定是否擔保這筆債券。我從來沒問過那筆交易的空方是誰。顯然，總有人是交易的空方。即使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美聯儲主席)是那筆交易的空方，我還是會擔保那種債券。我的工作就是弄清楚給什麼提供保險，而且總是每筆交易總是會存在空方。即使約翰·保爾森是空方，我們也一樣會為擔保那些債券。
另一方面，如果保險費率不對，我們就不會提供擔保。所以債券保險商擔保債券時就面臨風險。至於誰擁有這些債券、誰對沖它們、誰做空它們，都不應該有什麼差別。債券保險商應當判斷風險有多大，並收取適當的保險費。 ACA的問題是收取的保險費率不對。
貝基： 勞埃德·布蘭克芬(Lloyd Blankfein，高盛CEO)上週接受了參議院的質詢，很多參議員的說法聽起來像是說他故意誤導客戶，告訴客戶一種說法，然後實際做的事情卻與此不符。
巴菲特： 我跟高盛打交道已經有44年了。高盛為我們籌集很多資金，使我們能夠部署很多人才。高盛參與了與伯克希爾有關的許多收購，到目前為止比任何其他華爾街公司都要多。我們成長得更大要歸功於高盛，而且我們與高盛做交易。
我不聘請高盛提供投資建議或服務，不過其他人這麼做。高盛的投資顧問業務很大，不過我不會請他們提供顧問服務。我經常做的是跟他們交易，當我從他們手中購買某種東西時，他們可能是為一個客戶代售。他們可能在做空，拋售給我。你知道，他們沒有義務管理我的錢。我可以聘請他們來管理我的錢，如果我願意，但是我沒有這麼做。而且我經常從高盛購買我估計他們在做空的東西。這就是這種交易的題中應有之義。
貝基： Melissa Lee提到，最近盛傳勞埃德·布蘭克芬可能會因欺詐門下台。你認為勞埃德·布蘭克芬表現如何？
巴菲特： 我認為勞埃德·布蘭克芬在領導高盛方面做得非常好。從利維(Gus Levy)領導高盛公司開始，我認識高盛的每一任負責人。高盛有一種傳統，即挑選最稱職的人來領導業務，這些人非常優秀，是那種嫁女兒給他你會很放心的人，而且在領導企業方面相當聰明。
貝基： 有些人可能會說，你為高盛辯護是因為你對高盛進行了大筆投資，你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說話。對這些人你有什麼回應？
巴菲特： 我得說你在問我問題，而我在回答你的問題。但我確實是從自己的信念出發在談論這個問題，我們確實對高盛進行了大筆投資，如果你向某個企業投資了50億美元，你應當對此保持信心，我們進行投資的時候很有信心，我們現在仍然對此充滿信心。
貝基： 你是否認為勞埃德·布蘭克芬應當繼續擔任高盛CEO？
巴菲特： 絕對如此。我認為他領導高盛勝過其他任何人。
貝基： 你跟他談過關於這一交易的事宜嗎？關於SEC的指控和他所應採取的回應呢？
巴菲特： 我們可能就此有過三四次談話，每次大概5到10分鐘。他給我提供了關於某些進展的最新消息，而且他問過我有沒有什麼好注意來處理這一媒體輿論的“海嘯”。不過我絕對沒有跟他談論過任何關於他是否應該離職的事情。如果他問我的看法的話，儘管他並沒有，我會請他無論如何留下來。
貝基： 週六你提到，在伯克希爾的4萬名股東中，恐怕有39900名不理解Abacus交易，也不明白高盛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你認為你能在本週末幫助他們理解嗎？
巴菲特： 很多股東告訴我他們不理解這一交易。事實上，包括我們一些董事在內的幾十個人，跟我說他們從未聽到關於這筆交易的解釋。荷蘭銀行（ABN AMRO）事實上是最終承擔最大損失的公司，荷蘭銀行現在是蘇格蘭皇家銀行的一部分。當時荷蘭銀行損失了9億美元，或者接近這個數字，他們承受損失是因為他們是ACA的信用擔保人，他們承擔了這一風險，我們有時候也擔保其他人的信用。荷蘭銀行承擔了風險，這點在SEC的指控文件中寫清了，他們以0.17%的費率，即160萬美元的收費，擔保了9億美元的信用。如果ACA沒有陷入麻煩，荷蘭銀行就會獲得這160萬美元，還自認為做了筆好交易。但有時候銀行會因擔保信用而虧損，有時候則不會。荷蘭銀行就承受了虧損，本來虧錢的是ACA，因為ACA捲入了債券保險等他們並不真正理解的交易。
不過需要記住，MBIA當時提供這樣的擔保，Ambac提供這樣的擔保，FSA也提供這樣的擔保。他們全都因此虧了錢。 2008年2月的房地產市場與一年前的情況相差非常大，許多人都看錯了局勢沒有預期到一點，包括房地美和房利美，這些牽涉大量社保資金的公司，由國會通過一個包含200多人的機構監管。他們是次貸危機最大的虧損者，很多人都沒有看準房地產市場。
貝基： 你是否認為高盛受到指責，是因為許多大銀行當時押錯了賭注，現在存在酸葡萄心理？
巴菲特： 大銀行確實賭錯了，很多人都賭錯了，整個美國的人民在房地產市場上都押錯了寶。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在房價最高的時候，房產總價達到22萬億，而且人們認為房價還會一直漲下去，事實上每個人都相信這一點，我相信這一點，跟我一樣的投資者也相信這一點。評級機構相信，房地美和房利美相信，國會相信、華爾街相信、貸款銀行管理者相信，房價已經持續上漲了很久，這種一直會上漲的模式已經深植於人們的頭腦中。他們不一定認為自己陷入了固定思維模式，但基本上不認為房地產價格會大幅下跌。當房產價格真的大幅下跌時，很多人就顯得非常愚蠢，很多人虧了大筆金錢。
貝基： 你是否認為我們——我猜高盛的最大問題是在Abacus交易中，納稅人最終為此買單了。因為儘管荷蘭銀行押錯了賭注損失很大，但在荷蘭銀行埋單與ACA巨虧之外，納稅人也損失了很多金錢，而這是人們之所以感到憤怒的原因。
巴菲特： 造成納稅人的錢最大損失的顯然是房地美和房利美，而且它們是由國會監管的。事實上，他們根據薩班斯和奧克斯利法案（安然公司破產後製定的旨在強化公司監管的法律）向國會報告，這頗具諷刺意味。所以那才是虧損最大的地方。而銀行可能因為擔保某些貸款的信用而虧損，銀行有時候下錯了決定，有的決定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有時候某些事件的發生使決定不再正確。
高盛這筆交易在各方面都沒什麼特別的，很多人都押寶房產價格還會走高，沒有多少人認為會下跌。在2007年的時候人們還不認為約翰·保爾森是個天才，但即使約翰·保爾森今天來找我，要我擔保一份交易，我還是會研究他讓我擔保的交易，如果我覺得我能理解，我會向他提出一個保險費率，如果他接受，他就可以獲得保單。我不害怕與約翰·保爾森做生意。
貝基： 好的。喬，你有問題要問嗎？
喬·柯南： 我只是在聽沃倫的觀點。你好，沃倫，感謝你參加我們今天的節目。
巴菲特： 你好，喬。
喬： 聽了你剛才的解釋，美國人民——真的，我們當時都看好房地產。帶著這份後見之明，再看看媒體對高盛欺詐門的描述，而且我知道你可能看過參議院聽證的情況了。你熟悉這些很多年了，沃倫，你知道華盛頓的官僚是怎麼行事的。但你何時才能決定，華盛頓到底是問題的一個很大的部分還是問題本身？如果你猛批華爾街，而不僅是高盛，猛批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難道我們應該直接一筆勾銷？還是這只是政客的言論？我身邊就有一位政客。參議員吉特·邦德(Kit Bond)，也許你也應該參加討論。他們終於能造成一些真正的損害了，不是嗎，沃倫？對高盛的指控是一場鬧劇、一場政治迫害和宗教審判。這會不會讓你不舒服？
巴菲特： 這倒不是什麼無法預期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如果某件事出了很大、很大的錯，而且很多人參與，（自然需要歸罪於某人）。整個美國都捲入了房產投機，時候看來不過是一場迷夢。我們當時全都相信了，全都想要房產。而且很容易說，如果房價每年都會上漲，最好今年就購買，因為下一年花的錢更多。而且這種思維方式暫時成了一種自我實現的浮躁。因為房產總價達到了22萬億，占美國公眾所持有的50-60億總財富的很大比例，而且能獲得最高收益、能藉到最多資金來投入。當崩潰來臨時，必然會產生巨大的後果，而且沒人願意承認：“這是我自己的錯”。
喬： 估計我們該休息一下了，貝基。隨後我們將繼續探討這些話題，是嗎？
貝基： 沒錯，我們會讓邦德參議員也參加進來，聽取他的反駁。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不過正如喬提到的，我們還要跟沃倫·巴菲特探討很多話題。我們還有45分鐘。我們將討論消費是否已經完全恢復，巴菲特對此和其他經濟徵兆的看法。
貝基： 讓我們回到奧馬哈的訪談現場。我們一直在探討次貸危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誰應當受到責備，我們的嘉賓是沃倫·巴菲特，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兼CEO。
另外，沃倫，你剛才正要談談誰應受責備，而政客們是否也應該受到責備。也許你應該談談這點，而我們將讓參議員邦德參與談論。
巴菲特： 好的，當出現這種群體瘋狂，大規模的瘋狂時，可以說每個人都應受到責備。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說我應該看出問題來，你可以說美聯儲應該看出來，你可以說貸款銀行應該看出來，華爾街應該看出來，然後發出警告。我不確定如果他們發出警告，能產生多大的效果，人們太過沉醉於危機前的繁榮。這有點像舞會上的灰姑娘，人們可能知道到了午夜自己的華車美服就會變成南瓜和老鼠，可是舞會如此有趣，你知道，當美酒供應不斷，人們顯得越發俊美，音樂也非常動聽，你認為能在12點之前離開，結果突然之間，你抬頭一看，發現牆上根本沒有掛鐘。人們的“資產”確實忽然變成了不值錢的南瓜和老鼠。
貝基： 請繼續說。
巴菲特： 很難說樂隊應受責備，也很難責備與你共舞的人，有太多人和事分擔責任。
貝基： 酒精也有責任。
巴菲特： 沒有誰是造成這一切的大反派。
貝基： 好的，讓我們來談談聯邦政府現在正進行的金融監管改革，現在提出的各項措施能阻止危機重演嗎？
巴菲特： 政府不可能阻止泡沫重新產生，有人的地方就有泡沫。人類容易走極端，如果你的鄰居做某事賺了一大筆錢，你也會覺得應該做同樣的事情。而且泡沫暫時會越滾越大，就像當年的互聯網泡沫。人們經歷過很多次泡沫了，400年前就有兩次泡沫，南海泡沫。因此人們仍然會不時自欺欺人造成泡沫。
也許你會說，政府或者美聯儲有義務使人們冷靜下來，或者做類似的事情。但這樣效果不好，如果人們確實看到，似乎認為比自己還笨的人都輕易賺到了錢，也湊上去分一杯羹就成了非常誘人的選擇。
因此泡沫還會發生。你應該嘗試並做到的是，為人們控制損害的規模。例如，我們在1929年大蕭條後就這麼做了。 1929年後，我們發現，人們以低於10%的自有資金率進行交易對經濟構成威脅，於是通過一部法律要求政府設立融資保證金規則。那麼我們在1982年做了什麼呢？我們批准了一項標準普爾500合同，使人們可以用極低的自有資金在股市進行賭博，與此同時你只需要在美聯儲留50%的準備金就行了。這簡直是瘋了，我們把原先設立的高融資準備金標準安全網撤除了，當時沒有人提出異議。
貝基： 這麼說你贊成限制某些金融衍生品交易？
巴菲特： 我贊成對某些可能給體制帶來危險的組織，設立槓桿操作的限制。而且我確實認為槓桿應當被——極端的槓桿應該被防止出現在市場上的個體投機中。我們早在1934年就決定那是危險的，現在我仍然認為槓桿是危險的。可是我們徹底否認了反槓桿操作立法的好處，讓標準普爾500和金融衍生品大肆加入市場投機。
我1982年的時候給丁格爾（Dingell）議員寫信，稱這會使市場變得更像個賭場。但是很多人說，對呀，賭場更有趣些。
貝基： 限制投資銀行的槓桿操作是個好主意，可是現在有很多資產負債表外交易，很難知道真正的槓桿率是多少。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巴菲特： 這個問題很嚴重。我認為，當審計者使大銀行得以設立特別投資實體時，他們的工作非常失敗。花旗銀行就曾有數千萬美元這類資金，他們想做什麼呢？他們試圖繞過銀行通常需要遵守的槓桿操作限制，以賺取多一點兒盈利，這樣他們的季度財報看起來更亮麗。因為他們在資產負債表外進行了這些操作，美其名曰“流動性認沽期權”（ liquidity puts）之類的東西。這些問題對不僅應該是“黃燈”，審計者應當給以“紅燈”，應該被著重指出，但事實上沒有。
貝基： 那你認為現在的金融監管改革能阻止這類事情發生嗎？
巴菲特： 我還沒全文閱讀改革涉及的文件，但從我目前讀到的信息看來，我認為國會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我確實認為，能夠通過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擔保籌集資金的人，人們覺得這是政府擔保，如果你有權這麼做，最好設立一些相當強硬的規則，限制你籌集從公眾手中籌集資金後的用途。因為你獲得這些資金靠的是政府擔保。
貝基： Bond參議員，你是100個將投票決定金融監管改革的參議員之一。你認為這是個合適的法案，並且能在未來預防這些極端情況的發生嗎？
邦德參議員： 還不一定，貝基。不過，巴菲特先生，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們看到房地產市場曾經看起來好得多，但房地產泡沫是多方共同造成的。政府，共和黨及民主黨以及國會，都去推動無首付住房貸款，無追索貸款。這是給災難的一張邀請函。我們少數人反對它但沒有成功，但是有一些特定的錯誤操作真的應該停止。
並且我覺得你完全正確，對流動性的規制是必須的。關於某些金融工具的立法也是必須的。並且，你知道，基於電腦上的“遊戲”而非現實的衍生品也應該受到規制。但是我知道你曾經說過的在哈特蘭的最終用戶，你和我都住在那兒，他們需要去對沖風險，不管他們是農場主、製造商還是運輸公司。我們怎樣去區分金融機構進行的合情合理的對沖操作和賭博性的衍生品呢？你過去曾稱這類衍生品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巴菲特： 區分嘛，的確很難。但因為你提到了最終用戶，這就是必須要完成的工作。我幾週前在《 商業周刊》上讀到一篇文章，關於密蘇里州的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他們就將衍生品用於對沖目的。我們現在正投資北柏林頓鐵路公司，我們以衍生品對沖柴油風險。 （不加區分的規制使得）像安海斯-布希和北柏林頓這樣的公司不得不留出大量保證金，這些錢就不能用於其企業經營。我的意思是，這些錢重新存到了華爾街。因此我認為有某種機制，來確保最終用戶不被跟賭博性操作員劃分為一個類型。
邦德參議員： 對，我知道你投資了公用事業公司。我曾跟本州的一家地區性公用事業公司談過，他們每天在金融衍生品上投入1億美元資金，以對沖能源成本的風險。如果他們不得不清盤，這可能耗費他們十億美元資金。
巴菲特： 沒錯，參議員，如果他們把錢擱置作為保證金，這錢就不能用於建設風力發電場等用途。因此有數百名最終用戶已簽署了一份請願書，以確保他們不被與那些基本上是拿他們賭博的人劃分成一個種類。必須保證既有能逮著熊的陷阱，又不會傷及無辜的兔子。
邦德參議員： 席拉·貝爾（Sheila Bair，FDIC主席）最近表示，你不可能不允許FDIC擔保的機構使用金融衍生品，而又不增加其風險。
貝基： 是的，席拉·貝爾上週末說過，我不知道你看沒看過那些評論，她正是那樣說的。她不願意去看到銀行被禁止使用衍生工具，因為那樣將驅使一些受到更少監管的機構去進行衍生品交易這樣的有風險的商業行為。你同意她的觀點嗎？還是應該限制銀行使用衍生品的用途呢？
巴菲特： 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麼。我的意思是，肯定的，銀行可將衍生工具用於多種對社會有利的用途，就比如說以浮動利率對沖固定利率貸款，有很多將衍生品用於適當的業務用途的方法。但我認為如果把賭注壓在距離現在20年以上的遠期，例如我收購GenRe保險公司時，有一支衍生品合約期限持續100年，這意味著在100年內，沒有金錢易手，人們每三個月對其進行評級，而交易員從中獲利，人們據此匯報公司盈利。我很難看出這種衍生品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貝基： 查爾斯·芒格(Charles Munger，伯克希爾副董事長，巴菲特長期搭檔)對衍生工具的觀點比較強硬。我們之前聽他說過，他說只應該允許像能源、商品和貨幣之類的產品進行衍生品操作，可能還包括金屬。你的看法跟他的怎麼協調呢？
巴菲特： 嗯，查理的看法比我更為老派。我自己也有很多老派的想法，不過查理通常是對的而我往往是錯的。但我覺得除他列出的那些領域外，衍生品還有其他適當的使用方式，不過我同意他，標準普爾500合同是終極的衍生工具。我的意思是，這是對指數的對賭，而且交易金額以10億美元計，自有資金率很低，參與投資的也不總是專業的投資者。參與交易的往往是一群根本不懂股票和債券的人，去賭股市10分鐘或者1個小時後的走勢。實在很難想像這有什麼用處，讓人們以很低的保證金率賭股市的走勢。
貝基： 我們現在是在奧馬哈，現場採訪沃倫巴·菲特。我們一直在討論華爾街金融規章制度改革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但是上週末我們也對經濟進行了研究，我們有幸和BNSF的CEO馬修·羅斯談話，他此刻正在他的一個列車上旁聽。鐵路是最先能夠反映出經濟變化的地方之一，鐵路被看做是……他們是主要的經濟變化感受對象，因為鐵路能反映出零售商訂貨的增多或減少。上週末我們和羅斯先生談話，詢問他目前從鐵路運行情況中所感受到了什麼。現在我們來聽一聽他的分析。
馬修·羅斯 ：我們通過鐵路監控著二十二個商品種類，包括有鐵、鋼、金屬、集裝箱、煤炭、化學製品及汽車等行業。如果我們回顧去年的情形，這些商品都呈現負增長。但是如果回顧上週，這二十二個商品都呈現正增長。
貝基： 從羅斯先生的談話中我們可以對目前經濟的改變情況略有所知，但是沃倫，您通常會從經濟中很多不同的因素進行分析，我覺得現在是一個非常不易判斷出目前經濟狀況的時期，您覺得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是怎樣的？
沃倫·巴菲特： 嗯，我覺得倒不是那麼難以判斷。兩三個月前，我們已經看到了零星分散的改善，但是確實都是很片面的。上兩三個月，在我們很多的基礎行業中，我們的確看到了上升的趨勢，所以三月份四月份的經濟還是呈逐漸迴轉趨勢。也並不能因此就理解為短期內僱傭員工需求的上升，但是事實上已經有了這個勢頭。
貝基： 您提到的這些行業都是指哪些行業？
沃倫·巴菲特： 以供給行業最為顯著。例如我們向大型機械工具商出售小的切削工具，一般都提供給諸如波音公司和通用公司等世界範圍內的大型重工業行業。三月份我們的確看到了經濟的大幅度上升，而其實這種上升勢頭從去年十二月份已經逐漸小幅度顯示出來了。我們有一家公司主要是分銷電子元件，銷售量急劇增長，產品幾乎是被一搶而空，我們很慶幸我們有足夠的庫存來滿足成千上萬的客戶。所以說過去的幾個月經濟確實有了顯著的改變。
貝基： 都超過了重建庫存的量嗎？
沃倫·巴菲特： 是的，超過了。因為銷售速度太快，我們無法重建我們自己的庫存。沒人想要一個大的切削工具的庫存，即使是電子元件的庫存，因為大家目前都需求產品，所以大多數人目前都專注於製造產品。所以經濟確實是大大迴轉了，我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和兩三年前的情況相當，但是逐步在接近。而這也恰恰是我對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預期，我覺得美國經濟是個可喜的巨大的增長引擎，我們可能偶爾也會出現狀況，因為我們偶爾也會犯錯誤，但是如果你縱觀美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這個國家還是很了不起的。
貝基： 這次經濟跌落及迴轉是典型的V型趨勢嗎？
沃倫·巴菲特： 這確實屬於快速迴轉，我也不清楚，V型迴轉應該是指快速迴轉到頂部，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可能會延長。但無論怎樣，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貝基： 但是您所談到的行業大多數都是製造業，在您的客戶線裡您也看到了相同的情況嗎？
沃倫·巴菲特： 是的。例如珠寶行業等也在漸漸恢復。人們逐漸找回信心，一年前人們都沒有了任何購買能力，但我們的客戶沒有太受到影響，大家依舊付月租費用，但只是不會頻繁坐飛機，他們也不會輕易去買珠寶。但是我所提到的這些現在都已經大大好轉，當然不能和兩三年前相提並論，但是人們的行為確實有所變化。
貝基： 我們和穆罕默德交談過，您認識他的對吧？
沃倫·巴菲特： 是的，當然認識。
貝基： 他有一個新的理論，就是說Pimpkle現在專注於新的常態，也就是說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不會像從前一樣，因為他們身負債務，他們需要付的房價也在不斷上漲，您覺得他對經濟的這個看法也是公正的且有價值的嗎？您如何將他這一理論和您剛剛所講的內容結合在一起？
沃倫·巴菲特： 你可以把這個叫做一個常態，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購買力會不斷增加到一個又一個高的水平上，我覺得這個是肯定會發生的。但是消費者一旦解決了問題，他們還是會去消費的。我們的家具店這週就賣出了價值三千五百萬美金的家具，一周之內我們的家具店賣出這些家具需要的購物筐的量都是巨大的。我們還看到很多人開始購買珠寶，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民眾的消費能力一定會上升的，我們不希望像他們那樣一直維持槓桿作用，然而人人都把家裡的錢拿出來消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覺得我對美國人的消費能力一點都不擔心。
貝基： 您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您不擔心美國人的消費能力，但是您也提到了僱傭需求也不會快速大幅度增長。
沃倫·巴菲特： 這個確實需要一段時間。我們現在正在“廣招員工”，去年每個月，我們都會辭掉一些員工，到去年年底我也不清楚具體被解僱員工的數字有多少，反正是很多。但是現在我們在“廣招員工”。談到工作，其實當人們對我們的貨物有需求的時候我們就需求更多的員工，因為我們不可能招聘人員只是站在那裡沒有工作可做。最佳的工作機會就是需求，現在人們對我們的產品需求提高了，所以我們也需要招聘人員了。
貝基： 美國的各個企業過去一直都在盡可能地提高生產率，同時不斷盡可能壓榨員工，您覺得美國的企業都需要雇傭員工嗎？
沃倫·巴菲特： 我認為我們必須僱傭。如果伯靈頓發展到173000車量載荷，我們當然需要比155000車量載荷時候更多的員工數量。我很希望我們能夠達到200000的車載量，這樣我們就需要更多員工。你提到的現象發生在我們的一些企業裡，但不是每個企業都這樣。但確實失業率下降幅度總是比企業經濟回升幅度慢，所以失業率的改善還是需要一段時間。民用住房情況依舊急需改善，因為我提到過我們的民用住房情況還存在庫存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會在一年之內得到解決。
貝基： 好的。參議員也有問題要問。
參議員： 謝謝你，Becky。您談到我們的經濟會一直呈良性發展，除非有人把情況搞糟，我覺得您分析得非常正確，我非常贊同您這一觀點。但是我很擔心我們的小企業，小企業可能不會進行員工招聘也不會增長。他們擔心稅收上漲、利息上調，您覺得我們在赤字時是否付的利息過高？我想聽一聽您對此的看法。在債務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利息是否會提高？有政策建議者認為隨著美國債務的不斷提高，政府有必要提高利息。而中國也將會要求美國提高國債利率，這將會導緻美國利息水平的提高。
沃倫·巴菲特： 當然很難想像。就好比我們持續對其他國家有國債。如果真地能夠保持GDP百分之十的赤字，同時沒有意外情況發生，人們會很早就搞清楚問題，這確實是很有意思的過程。但同時一定會有一大筆需要支付醫藥的費用來減緩人們的惶恐，這將是一個大的赤字。我們的國會，沒人想藉錢給那些有著長期GDP百分之十的赤字的國家，這隨著時間的推移是很不穩定的，如果你能夠借來和你國家同樣的貨幣，那麼你就是埋了通貨膨脹的毒種；如果你借入的資金是另一種貨幣形式，實際上人們就是在放債。
參議員： 這個信息對管理和國會都有啟發，我希望他們能夠聽到您的談話。
貝基： 我想Melissa也有問題要問。
Melissa： 是的。巴菲特先生，我想再回到勞埃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的問題上，如果我們有時間的話。我明白您很對他擔任CEO非常有信心，而且他也在金融危機期間也為股東們做過很多工作，但是在高盛的發展史的這個時間點上，當用Sulsar鏈來象徵一個文化變化，有沒有可能對於高盛來說最佳效果應該是任命一位新的CEO？
沃倫·巴菲特： 他是經過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我記得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們的商業票據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還有另一個問題，G女士當時是負責人，John Wineburg在早幾年負責的時候也給高盛帶來了一些問題。但是我的意思是我們的企業已經有長達四百多年的歷史，出現問題是很自然的事情。
Melissa： 的確。
沃倫·巴菲特： 但是，呃，我想伯克希爾肯定也會經常出現問題，伯克希爾擁有二十六萬員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一個城市有二十六萬人的人口，這二十六萬人不可能一直誰都不犯任何錯誤。
Melissa: 當然不太可能。
沃倫·巴菲特： 我們所希望的就是能夠找到一個……呃，我認為如果換掉他才是個錯誤。
Melissa： 很有趣的是他是唯一一個在經濟危機之後還在任的金融企業CEO，我記得你剛剛和Becky的談話種說如果到勞埃德•布蘭克費恩找到您，您肯定對他說要堅持下去。而且當董事會其他成員向你提出找人替換掉他的時候，您說不行，留下他？
沃倫·巴菲特： 是的，我會不同意他們的想法。
Melissa： 您會反對董事會的意見？
沃倫·巴菲特： 我覺得董事會這麼做是沒有任何新穎的可取之處的。你知道，我們在2008年給高盛投入五十億美金，那個時期其實我們可投資的地方很多，很多大型金融機構包括一些大型投資銀行的管理層都向我們靠攏，但是我們拒絕了。所以我認為高盛的最佳狀況不只需要以企業運作的情況來衡量，而且要看他們的風險控製做的如何。我認為他們的工作很出色了。
Melissa： 沃倫先生，一些觀察者會將此與您在1987年對所羅門公司所做的投資進行比較，那時你拿了百分之十二的股份那是正常，您可以對比一下您對所羅門公司的情況和高盛公司在1991年危機時候的情況嗎？
沃倫·巴菲特： 關於所羅門的這個情況，沒有任何問題。當我在1991年8月被叫回去的時候，毫無疑問那個時候出了問題，但是那只是一個交易人做錯了事情，而且經理沒有將這個交易人的交易情況及時匯報給我。所羅門的真正問題所在是帶走了八千員工，而且交易人違反了一些政府規定，但是當我們查清事情真相之後，我們對於他的所作所為就非常清楚了，很顯然他違反了很多規定，我們向有關機構提交了證據，後來我們辭掉了他，他也因此而入獄。
沃倫·巴菲特： 所以這是兩碼事。
參議員： 嘿，沃倫，《金融時報》似乎認為高盛在這個時期在採取一些行動來徹底革新一些常規做法，而這預示著高盛即將清算，您認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是否願意清算？您是否會和勞埃德•布蘭克費恩談此事，您是否認為清算是正確之舉呢？
沃倫·巴菲特： 有時候公司決策和事情的法律意義無關，我不會和勞埃德談清算的問題。我認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從歷史上來看，一般還是願意清算而不願意審判，通常來說他們一般會使用體系，但是法官都喜歡清算而不喜歡進行審判。誰也不知道將會如何進行到底，我對於Abacus交易沒有發表任何言論，我看了看，但是我不會回答關於這個交易的任何問題，這也使我想要在合法化的基礎上進行清算，關於商業決策，那是高盛的董事會需要去搞清楚的問題。
貝基： 沃倫，上週末你曾經說過，如果較低的通貨膨脹和較高的通貨膨脹相比，您更看好較高的或者有潛力增高的通貨膨脹？
沃倫·巴菲特： 是的。我們現在遵循的政策就是會導致通貨膨脹的政策，或者說加速通貨膨脹，這個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改變這些政策。舉個例子，這是個長的保險絲，我們可以改變政策，然後燒斷這些通往“活力”的保險絲，但是如果不改變政策，那麼最終就會導致通脹的發生。各國都在藉入大量與輸出有關的自己國家貨幣形式的資金，但很快總會有一個時期，他們不願意以有同樣購買力的貨幣形式進行償還。而且通貨膨脹的問題就在於一旦開始就會創造自己的活力。我們在70年代末期已經有過類似的情況了，使得保羅沃爾克因為阻止了通貨膨脹而成為那一時期美國最受歡迎的人。但是我們有百分之十五的利率，政府有百分之二十一的本金，沃爾克也未在場，所以誰也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所以我們都不想和危險的通貨膨脹較量。
貝基： 但是在金融危機時候，您對於政府阻止金融危機的行為非常贊同和支持，您覺得他們所做的是做得過多了，還是說您覺得他們什麼都沒有做？
沃倫·巴菲特： 不，我覺得他們做了很多，美國民眾也需要看到他們做這些。當全世界需要這個槓桿作用時，唯一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就是政府，而美國政府在這個方面時非常完美的，無人可比的。 2008年秋天，財政部部長和秘書長採取了重要的舉措來防止民眾的惶恐。他們是唯一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人。這無異於對心髒病患者的良藥。現在我們要做的是服藥後的副作用，我們服用了大量的藥物，所以我們必然在消除藥物副作用方面也就會有著史無前例的困難。
貝基：卡特彼勒公司的CEO在華爾街雜誌中列出了他認為可以讓美國回到正確軌道上的幾個要點。其中一個就是要確保我們有一個非常強大且非常獨立的聯邦儲備系統。另一個是美國公司只需要對於他們獲取的美國利益部分繳納稅款，這意味著一些國際公司就可以給美國帶回更多的利潤。您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理論嗎？
沃倫·巴菲特： 第二個部分，呃，如果談到減少企業稅收，也就是剛剛你談到的，我們的稅收和支出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必須被縮小。但是很可能這個不應該通過減少稅收來實現，所以我尊重並理解他的觀點，但是最終我們的稅收不超過GDP的百分之十五而支出卻佔GDP的百分之二十五，這才是非常不穩定的。在這個水平上，減少任何人或者任何實體的稅款的想法我覺得其實都是一種誤導。如果我是一個美國的債券持有人，而且我看到我們減少稅收的行為加大了稅收和支出之間的差距，我想這會很困擾我。
貝基： 我想美國的大多數人都知道稅收是在不斷上漲的，但是大家都在討論還要漲到多高以及到底誰來繳納這些稅款。您是否會擔心這種上漲會傷害到美國企業的利益，或者是美國最富有人群的利益，您是否會認為有一個上漲頂點？
沃倫·巴菲特： 最終我們是要使得稅收和支出之間的差距減少到百分之二，我們可以承受百分之二的差距，或者百分之三。但是我們無法承受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二的差距，稅收會讓每個人尖叫的，支出也一樣的，國會將會有意願採取相應措施來做應該做的事，這個會不容易。你也知道正如Russell Long形容的那樣，別讓我繳稅，別讓你繳稅，讓樹後面站的那個傢伙繳稅，我們每個人都會這麼想。但是長期看來這種做法是對我們國家負責。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把佔GDP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債務大幅降低直到百分之三十，我們將我們的支出和稅收都控制在很好的範圍內。而且過去兩年間，我們的做法非常合理，我們必須忍受這種惶恐，因為我們必須讓美國這個巨大的引擎重新啟動，而且我們做到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想明白接下來怎麼做。
貝基： 您提到了兩件可以降低支出的事情。從很久以前開始，就有大量的新的提議，這些提議要麼只是經過討論，要麼已經通過討論而開始生效了，這些新的支出會實際上實行嗎？
沃倫·巴菲特： 當然可以，我是說這一點很容易保證的。你可以保證整個GDP，但是你無法保證最終是玉米行業會佔更多還是汽車行業會佔更多。就好比每個家庭，或者每個行業內的組織，你必須得想辦法使你的支出和你的收入合理地平衡，而且正如我前面說過的，你可以承受百分之幾的GDP，但是，呃，我們經歷了一些戰爭，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在二戰中負債累累，但戰後我們通過合理的程序使得我們恢復了正常。所以我們現在也必須在這個經濟戰爭之後做同樣的事情。
貝基： 您認為我們現在沒有在正確的軌道上嗎？
沃倫·巴菲特： 現在我們正是開始回到原軌道上的最佳時機，我可能想讓這種恢復更進一步。我想確定我們在不斷上升，我想讓美國民眾都感覺到這一點，我們需要這種感覺讓大眾一心，但是有些事情必須盡快得到解決。
貝基： 我們看到目前希臘發生的情況，週末歐盟和國際貨幣組織已介入此事來發放貸款並出台一些嚴格的政策，但仍然有人說這根本改變不了任何狀況，這仍然不夠，這個勢頭依然會持續擴散蔓延。這只不過是一個聯合而已，很可能還會持續加劇。您怎麼看待此事？
沃倫·巴菲特： 這個很難判斷，歐盟內部的情況現在很不尋常，每一個歐盟成員國對他們的預算都很冷靜並且這個對其他成員國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但是儘管他們對預算頭腦非常清晰，但是他們不能印製自己的鈔票，而我們可以。我們總是可以印製更多的美元來償還國債如果我們借來的也是美元的話，但是希臘人不能這麼做，其他成員國也不能，因為他們都必須使用歐元，但是他們決定他們自己的預算。其實如果看這個如何進行下去這個過程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成員國非常負責任地採取行動但期待另一個成員國幫助你擺脫困境，那就是一種引誘，對任何人都的確會起到不良行為的引誘。我不清楚他們將如何解決這個狀況。
貝基： 那麼葡萄牙、西班牙，或者甚至意大利又如何呢？
沃倫·巴菲特： 我對這些國家不是很了解，但是可以說每一個成員國，一旦一個成員國在預算方面有了某種程度上的行為不端而其他成員國幫助他們度過難關，這將會導致最終更多的危害，這也是我們經常討論的美國的問題。現在歐洲這種情況發生的規模也比較大，我不知道最後將如何。我們觀看起來很有趣，但是我實在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貝基： 您曾經在過去下賭注在某個貨幣上，那麼現在如果您下賭注在歐元上，您是否覺得放心且有信心？
沃倫·巴菲特： 我現在覺得下賭注於任何一種貨幣例如歐元、英鎊或者美元都不是很放心，因為我覺得從購買力的角度來看，所有貨幣都會失去價值。如果你對一種貨幣下賭注大過於另一種貨幣，那麼實際上你就是在猜測哪種貨幣將會更有價值，但是我不喜歡猜測任何一種貨幣的未來購買力。
貝基： 您不喜歡猜測任何一種貨幣的未來購買力，那麼您是否覺得歐盟和國際貨幣組織在此問題上是否處理得當呢？
沃倫·巴菲特： 我不知道他們將要如何進行下去。我想當然他們肯定需要做一些事情，比如阻止這種情況的蔓延並減少更多損失的造成，但是誰也不知道將世界各地的投資者都聚集在一起是怎樣的一個想法，我們坐在這裡，當他們看到類似希臘現在的情形，這個確實是……預測另一個國家的經濟行為是很難的事情，所以正如我說的，我不知道任何答案，所以我不會下任何賭注。
貝基： 沃倫，我想放一段Charlie Munger的錄音，我們週末和他交談過，他有著自己獨特的表達方法。
沃倫·巴菲特： 是的。
貝基： 他談了嫉妒，還談了華爾街現在的方向，以及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使華爾街回到正軌上。但我覺得他的評價，我不確定現在這個錄像在不在控制室裡，但是他關於嫉妒的評論，如果我能找到的話，我讀給你聽。他說，哦，你們找到了，好的，那讓我們來播放這段錄音，您可以聽一聽他的看法。
沃倫·巴菲特： 好的。
Charlie Munger： 嫉妒是一個比貪婪更嚴重的情緒，無論你是年均收入5億美金，還是街道做三文魚的小商販，嫉妒都是人性中無法讓人忍受的東西。
貝基： 所以從他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認為嫉妒是最大的問題。
沃倫·巴菲特： 是的。我們看過很多這樣的例子。在所羅門，一個年均收入4億或5億美金人怎麼可能不開心，但是他或許就因為隔壁辦公室的人更聰明比他多賺了幾美元而不開心。就像我曾經說過的，在我看來，嫉妒可以說是七宗罪中最愚蠢的一個，因為對方什麼都感覺不到，而你卻坐在那裡，一直在想自己比別人拙劣，非常沒有意義。如果你想從七宗罪之中選一樣，那倒不如選縱慾，至少你還能因此過一個非常銷魂的周末。
貝基： 但是我們是否有一種規定人情緒的制度呢？華盛頓能做什麼事情呢？
沃倫·巴菲特： 沒有，沒辦法做到，我在所羅門試過了很多種辦法，但是確實我認輸了。你得為和你共事的每個人發明一種激勵機制，我覺得總體上來說這是個好事，但是我覺得除非你改變大型金融機構裡CEO或者部門主管人的激勵機制，否則他們只有優勢而沒有劣勢。一個部門主管人，或者任何一個大型金融機構里工作的人，我們可以把他們成為股東，他們都是有著幾十億資產的人，誰會經濟上有困難，他們或許會因為失去禮品而痛苦，即便他們赤字，主管們仍然每年會得到二十萬或者三十萬美金，CEO還是會有自己體面的房子等等一切。我想說的是，如果你擁有一個大型金融機構，然後美國政府宣告您破產，那麼你的主管他們需要自己償付很大一部分債務。這樣你就改變了人們的行為。你可以通過激勵機制改變人們的行為，但是你無法通過保險改變人們的行為，儘管人們一直都在努力做到這一點。
貝基： 您在伯克希爾有沒有主管或者高級員工保險？
沃倫·巴菲特： 沒有。如果伯克希爾垮掉，那麼每個人也就破產。而且他們應該如此。
貝基： 好的。沃倫，最後還有一些想法，再一次提到高盛，因為它確實是過去幾周裡的最大的頭條新聞。您覺得接下來高盛會發生什麼情況？
沃倫·巴菲特： 清算總是兩方之間的事情，肯定是會有一些分歧或其他類似情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是會得到解決的，可能是會經過一段長的時間。你知道，所羅門花了我們九個月零四天，而那九個月零四天確實就像是九個月零四天，因為每天都很痛苦，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它也的確得到解決。
貝基： 隨著時間推移就會得到解決。好的。另一個問題我們還需要談一談，就是您關於評級機構穆迪的看法，週末您曾經為評級機構辯解說他們是一個很現實可行的企業模型，這個是不是……?
沃倫·巴菲特： 我沒有……我說了我看到了一個很好的企業模型，我意思是說他們收取很高的費用，而且我還不能討價還價，我不可能說，如果穆迪為伯克希爾工作，而我需要他們的評級，那麼我不能說你能否給我降低百分之十的費用並且幫我過目一下XYZ，所以說他們有著標價的優勢，這個企業不需要本金，基本可以零本金起步，他們有著很大的標價優勢。這不代表我為他們過去的行為進行辯護，而且他們也不是什麼出色的企業，除非他們根據立法而進行一些改變。我覺得他們和我們每個人犯著相同的錯誤，就是說他們腦海裡有一個模型，但是他們文件上又有一個模型。一旦有了錯誤的模型，那麼就有了錯誤的答案。他們也並不是就比任何一個美國民眾聰明或者愚蠢，他們只是在做生意而已。
貝基： 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參與，感謝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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